算法时代守住意识形态舆论阵地的思考

一、坚守舆论阵地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到，“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我们党在坚守意识形态舆论阵地时需要始终牢记的深刻教训。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基本形成。斯大林采取言论一律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对权威的树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思想僵化、个人崇拜盛行，也为苏联的解体也埋下了祸根。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进行了多项改革。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和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揭露，推动了人民思想的解放。但在舆论领域却没有掌握好放开的尺度，造成了苏共党内和国际共运内部的思想混乱，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社会主义阵营中许多国家纷纷开始对苏联模式产生怀疑和动摇，走上了改革的道路。

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是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的勇敢尝试。但在鼓励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同时，没有在思想舆论上做好阵地建设，使得新闻舆论不听指挥，媒体上几乎每天都出现耸人听闻的文章和报道，从揭露20世纪50年代政治案件的“内幕”到否定捷共领导，从鼓动群众上街示威，到号召群众拿起武器斗争等等。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混乱，也引起了苏共的注意，苏共声称决“不能同意敌对势力”把捷“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开”，这“威胁着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于是对其改革进行武力扼杀。“布拉格之春”的无奈落幕，说明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要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特别是意识形态舆论阵地要守好。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首先是强调自由。其中“个性自由论”说道“精神领域的自由自决最为重要”；“无限公开论”，使得敌对势力兴风作浪，抹黑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全面多元论”更是直接要求“促进社会舆论的争鸣和扩大公开性”，使得意识形态的舆论阵地全面失守。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严重的恶果，是搞乱了广大党员的思想，瓦解和分裂了党的组织。自1989年以来，东欧各国反对派与西方反共势力里应外合，掀起了一波波反共夺权的浪潮。到1990年底，东欧原8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7个都已经大权旁落。

南斯拉夫在自治社会主义的改革后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受到戈尔巴乔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影响，主流舆论中充斥着否定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道路，追求西式民主化、自由化和多党制的声音。到了1992年2月，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实践被迫终止。

匈牙利在1956年进行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没有为改革塑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之改革后期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掀起的自由化浪潮冲击，在反对派不断的进攻下，1990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大选落败。

守住意识形态的舆论阵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极为重要。如何在保证充分言论自由的同时，防止极端自由化以及其他偏激情绪、极端情绪的出现，以及在保证公民权利和结社自由的同时，如何防止敌对势力浑水摸鱼、借机乘势而起，这些问题必将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巨大挑战。

二、算法时代下守好舆论阵地的新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传播方法、传播手段都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事业飞速发展，网民规模迅速扩大，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来交流信息，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塑造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十八大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持续更新，“算法时代”已经到来，这更是让舆论阵地的坚守路径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起居室战争”转变为了“掌上战争”。

在“起居室战争”的年代，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报纸、新闻和书籍，起居室内的电视是舆论主战场。这种传播方式是“精英传播”，推送大家“应该”知道的东西，有把关人作为监督。

而在“掌上战争”的年代，人们通过移动网络平台获取信息，接受平台所推送的“我所想看到”的信息。算法根据用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身份信息、社交关系与行为记录，生产并向用户推送符合其喜好的讯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的中心化地位逐渐被打破，自媒体、专业媒体、机构媒体等媒介形态应运而生。

为了追逐更大的流量维持平台运转，平台会根据用户的喜好逐步形成“信息茧房”。看似是用户在筛选信息，实则是传播平台用“算法”为运作手段对用户和内容生产者的一种粘性驯化。这种舆论运作模式，对我党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

三、守住意识形态舆论阵地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驾驭算法的商业性，在信息传播算法模型的设计之初，就要秉持主旋律和正能量更有生命力的理念。通过建立主流媒体矩阵，如人民日报社“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等渠道，加大对其他平台的引导，让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细化为平台中具体可执行的规则与算法的逻辑。

其次，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坚持新闻媒体的事业性质，守住主流媒体的准入门槛，减少市场化因素对主流媒体驱动和干扰。打造内容风险控制平台，将党管媒体延伸发展为党监管数据，通过舆情监测，根据舆情发生、发酵、高潮、震荡、回落的发展周期进行科学引导，从源头把握社会舆论方向，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

最后，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全脱离算法是不现实的，要适应“算法时代”的来临，还需要为公众提供满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需求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输出内容。只有通过内容的充实，让网络平台风清气正、让歪理邪说无所遁形，才能让受众能够保持理性的思辨意识，守住舆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