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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问题

2021年07月07日来源:智本社

当下,教育成为了社会焦虑的中心。

教育与地产绑定催生天价学位房。教育变成了拼爹妈、拼资源的残酷竞技。为此,一些城市中产付出两个家庭、两代人的积蓄,提前透支三代人的消费及养老。

教育以考分为标准催生庞大的教育培训产业。教育变成了做题、考试的选拔游戏,筛选的是智力与毅力,与知识思想、独立思考无关,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过去十多年,只有两类东西跑赢了货币增速:一是一线城市的学位房,二是教育培训的价格。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的巨大能量,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焦虑。

家庭作业现场每晚都在爆发唾沫横飞的战斗,是中国父母过度焦虑了吗?教辅培训现场每天都在贯彻毛坦厂模式,这锅教辅培训企业该不该背?

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后者依然是一个更为根本的视角。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教育的内卷与出路。

一、教育的竞赛与贫困陷阱

二、教育的内卷与边际递减

三、教育的本质与独立思维


01教育的竞赛与贫穷陷阱


在农耕时代,欧洲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没有文官系统,也没有教育系统。学习、研究与艺术被贵族垄断。古代中国的阶级固化程度要比欧洲低一些,主要是因为有科举考试和文官系统。当时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更有智慧,而是通过考科举获取进入统治阶级的门票。考取功名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文官系统,得到阶级上的晋升。统治者利用知识垄断、考试竞赛和文官制度,将知识分子提拔为王室之下的顶级猎食者,成为农耕社会内卷化的既得势力。

但是,当时没有公共教育,只有私人教育,规模较大的宗族及门阀氏族可以提供私塾教育,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接受教育,也不愿意接受教育。

教育是一项高成本、长周期的投资。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无法承担这项成本,与其花大量时间学习,不如让孩子尽早种田,获得当期收益。

进入近代社会,欧美意识到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教育,降低家庭的教育负担,另一方面禁止企业雇佣童工。

公共教育资源越不足、越不公平,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风险就越大。一般来说,农村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城市,落后地区的公共教育要弱于发达地区。如此,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的风险更大。当这个风险达到一定程度,低收入家庭就直接放弃对孩子教育的私人投入。

比如,70后、80后这两代人,有不少农村学生辍学,或放弃努力学习。当时的农村公共教育落后,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难度极大,家庭根本无法投入足够的私人教育,包括教辅、转学以及家长的时间。多数家长都没有能力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帮助孩子学习进步。

在公共教育匮乏的地区,越是贫穷的家庭,越不愿意投入教育,下一代的竞争力更差,陷入代际贫困。这样就会陷入“贫穷陷阱”。

我在《穷人翻身有多难?》一文中介绍过贫穷陷阱。破解贫穷陷阱的办法是对未来投资,关键是投资教育。但是,低收入家庭缺乏原始资本积累,他们的劳动只能维持当下生计,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无法对未来投资。这该怎么办?

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多生少育。数据表明,贫困国家的生育率高于富裕国家,真正的贫困家庭更愿意多生孩子。按理来说,收入越低,生育负担越重,越不愿意生育。这是为什么?

因为多生育是低收入家庭降低风险的理性选择。如果公共教育资源不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材率低下,考上好大学的概率很低,那么,低收入家庭投资教育风险就很大。他们根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而少生孩子会加大这种风险。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孩子长大后收入不高,自己又没有社保,养老都成问题。如今,农村确实存在这类家庭。反过来,与对一个孩子投入教育相比,多生一个孩子的风险更低、回报率更高。低收入家庭很自然倾向于多生几个孩子,降低家庭繁衍的风险,分摊养老压力。

有些人指责低收入家庭多生育,其实是不恰当的。这是他们在公共教育不足的情况下降低家庭风险、摆脱贫困陷阱的无奈选择。

其实,低收入家庭并非盲目生娃、粗生放养。他们也有一些策略,比如两代人抱团突围。如果能够跑出一个学习天赋好的,父母和其它兄弟姐妹共同支持他上学。通常,这个人往往是最小的弟弟。这相当于用两代人的努力积累原始资本,只要一个考上大学,整个家庭的命运可能被改变。这种故事在60后、70后农村家庭中不难见到。

80后、90后不少是独生子女,兄弟抱团突围的故事少了。一些农村父母努力节约积累原始资本支持孩子上学。这就是砸锅卖铁的故事。这导致整个家庭紧绷,父母期望高,孩子压力大,偏向于功利主义,渴望快速收回成本,补偿父母节衣缩食的牺牲。这种教育投资模式容易导致孩子缺乏创造力和社会竞争力。

这在广大农村乃至城市都极为普遍,只是程度上有差异。为了节约资本获取最快回报,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应试中去,从小开启毛坦厂模式。学生在这种模式下缺乏综合素质的培养,缺乏独立的思维和思想。它好比军备竞赛,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武力上,但其它方面滞后,最终拖累了整体竞争力。本质上,这也是贫穷陷阱的一种表现。但是,这已是多数农村孩子赢得这场教育选拔竞赛的唯一希望。

所以,公共教育资源是突破贫困陷阱的关键钥匙。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相当于给家庭支付这笔教育投资,节省了低收入家庭的原始资本。只有大量投入公共教育,才能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安心上学,才可能摆脱贫穷陷阱。

城市的公共教育资源要比农村好得多,中产普遍具备一定的财力与知识投入教育,他们更愿意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一个或少部分孩子上。贫困家庭的策略是多生少育,城市中产则相反,是少生优育。这样的预期收益是更大的,预期风险是更小的。所以,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生育率会下降,中产家庭的边际生育倾向在“育”上。

中产摆脱贫穷陷阱的办法是代际模式。父母这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摆脱了贫困,获得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用这笔资本投入到儿女的长周期的教育中,希望下一代更具竞争力。这种代际模式相当于将家庭视为一个竞争组织,是最有效率的。

如今,教育拼得是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低收入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在毅力上的管控有限,只能在智力上拼运气,多生几个孩子或许有个天赋不错的。但是,中产家庭拼教育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当教育变成了人才选拔机制,压力最大的应该城市中产。他们将所有资源集中到一个两个孩子身上血拼。

拼智力,中产家庭让三岁甚至更小的孩子接受各种培训,包括知识、技能、艺术与思维,担心孩子的智力发育上落后。

拼毅力,中产家长十年如一日地陪伴孩子,帮助孩子养成严谨的学习习惯,打持久战。长期陪写作业和辅导接送,考验孩子的毅力,也考验父母的毅力。

拼资源,最主要是学位房,然后才是高价教辅。购买学位房,意味着抢占了好的公共教育资源,为小孩的学习环境与朋友圈铺好路。同时,大量购买网上网下辅导课。

我们看中国教育系统选拔的人才有什么差异?名校、985、211和普通本科的学生,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就在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上。这套选拔系统与学习什么内容、掌握什么知识、是否具备独立思维无关。如果考试考易经或西班牙语,结果也不会有太大变化。与智力、毅力相比,现在越来越趋于家庭资源的比拼。

城市教育公共资源虽更加充足,但是不均衡。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到了名校,名校的学位房也水涨船高。如今,大城市中考的压力要大于高考,读个好初中有助于上好高中,好高中考上好大学的概率要得大多。而上好初中不是由成绩决定的,而是由初中、小学学位房决定的。如此,倒推回来,城市中产拼教育,越来越趋于拼学位房、上名校,也就是拼家庭资源。近些年,寒门出贵子的概率正在下降。深圳四大名校的重本录取率都在90%以上,而很多普通高中考上重点大学的数量只有个位数。

这就是中国教育竞赛的残酷现实。


02教育的内卷与边际递减

教育竞赛的后果是,让社会过早的进入分级通道。


不同级别的学位房,对应不同学校,对应不同的升学机会及朋友圈。目前,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晰。高价学位房提升重点高中的录取概率,重点高中提升录取重点大学的概率,重点大学提升进入大型机构的概率。全国985高校本科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是央企、国企、大型企业、公共机构,还有部分读研及留学。央企及大型企业对重点大学对口校招,同时为毕业生安排了一条职业通道。非重点高校学生及社会求职人员很少进入这类企业的机会。即便有机会进入,社招与校招的职业通道是不同的。

进入大型机构后,这些人掌握了更好的购房与择偶条件。如今能够在深圳、北京买房的年轻人,多数都是这些人群,比如腾讯、华为工作者,银行、城建工作者。他们收入稳定,工资高,福利好,公积金多。他们购买好的学位房,为下一代铺好道路,如此代际循环,愈加固化。

从学位房一直到大型机构就业,这是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捷径”。从孩子三岁开始拼教育,其实是在卡位,家长试图尽早地为孩子卡到更高更好的段位。卡位的本质,其实在抢占公共资源,包括教育的公共资源和就业的公共资源。

这就是教育内卷化。

我在《内卷化焦虑》一文中指出,内卷化的含义是:“人被锁定在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制度环境中争夺存量”。

理论上来说,投资教育是对抗边际效用递减的最佳方式。因为边际效用递减有一个前提,即技术水平不变。而投资教育正是改变技术水平,从而实现边际递增。

比如,一台机器,持续投入同样技术水平的工人,边际生产率会持续下降。但是,如果企业主送工人去培训,工人学习了新技能后改进工艺,边际生产率则递增。这就是投资教育的作用。

当教育无法提升技术、创造经济增量时,经济系统的存量斗争倒逼教育内卷化。所以,教育是否内卷,关键看其是否创造增量。

过去,中国的教育有没有创造增量?

答案是毫无疑问的,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来自劳动效率的提升。中国成长了一批产业工人、专业化的工程师、管理者以及知识白领,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量。

不过,这些经济增量大部分不是来自新知识、新技术,而是知识与技术的全球化迁移。知识与技术的全球化迁移从美国到日本,再到韩国、中国台湾及东南亚,然后进入中国内地,在亚洲形成一个“雁阵形”。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受惠于全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技术迁移红利。中国的工人、工程师、管理者及知识白领,更多地从事知识与技术“搬运”工作,更少从事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

比如,产业工人更多地学习如何操作从国际上引进的机器设备,而不是改进设备或发明新设备、新工艺。这就是设备搬运工。只要愿意干、会操作机器,就能够赚取一份收入。

同样,知识工作者也只是知识与技术的“搬运工。”金融高材生干得是资金腾挪的工作,与金融创新毫无关系。业内有一句话评价银行系统的人:“我们在假装干金融”。假银行人、假金融人每天干的事情不是信用发现与产品创新,而是玩转资金腾挪术。

我并不是说技术与知识搬运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中国把国际上的技术与知识搬运过来已经改变了中国。中国知识人才引入金融制度、证券体系、公司制度、卫生体系,以及各类制造设备和标准,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增量。这就是过去中国教育投资的收入来源。

我想表达的是,中国教育投资的收入主要来自知识与技术“搬运”。而如今,搬运的边际收益呈现递减,教育投资创造的增量便有限。如今随着国际技术迁移红利不断衰退,新一代工人比上一代工人在制造业知识和技能上没有太多进步,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工厂及工人的竞争压力在增加。

教育内卷化与经济边际递减是一个相互关系。

一方面,教育内卷化是经济系统生产率边际递减倒逼的结果。

当知识与技术“搬运”的红利吃尽,财富增量下降,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下降。如今,大学生变得“廉价”。为什么?是不是如今的大学生不如以前的大学生?不是,是以前的大学生吃尽了知识与技术“搬运”的红利,他们学习从欧美引进的管理知识与技术就能在企业里站住位置。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再来“搬运”这些知识与技术已无多大用处,如果不能有新的创造,他们在企业里竞争变得艰难。

当增量创造有限,存量斗争便加剧,越来越多人挤向上层通道。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倾向于考研、考公务员、考央企与国企。一些名校博士生去干街道办工作。当这个通道越来越强化,家长愈加迫切地追求高价学位房和培训班,将孩子送进名校,最终送进央企与公共机构。

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教育沦为人才选拔游戏,偏离了独立思考、启迪智慧的本质,扼杀了创新精神与能力。

经济学中有一个萨伊定律,主张供给创造需求。什么意思?经济增长源自供给创造,技术、知识及制度创新催生新产品,新产品创造新需求与新市场。如果培养的人才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们可以创造新的技术与知识,从而创造财富增量,避免社会内卷化。

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缺乏创新?有人说,中国开放的时间还太短,大多数时间还在学习已有的知识与技术。有人说,中国人不是没能力创新,而是不愿意创新。企业主倾向于赚快钱,炒房炒股炒指标,而不愿意投资技术。设计师、工程师倾向于抄袭模仿而不是创新,因为违法成本太低。有人说,很多领域也在改进技术,只是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创新。

这些都有几分道理,但根本问题还在教育上。为什么?与现有的技术积累相比,中国在教育上的私人投资实在太大。如果算上学位房,中国的教育成本应该是全球最高的。极少国家像中国家庭一样血拼教育,但是如此巨额的投入,换来的创新回报是极少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一个国家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只有美国的43%,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2008年后持续下降。

很多人说,我不关注什么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问题是,只要教育投入没有换来创新,惩罚就是经济系统的边际收益率下降倒逼教育内卷化。血拼学位房和高价辅导班,是经济系统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倒逼教育内卷化的结果。但最原始的问题还在教育上。


03教育的本质与独立思维


教育改革,似乎成为了全民共识。但是,很多观点与做法存在诸多误区。其中,最大的误区莫过于减负。

现在的学生确实辛苦,书包沉重,课业负担太重,很多孩子家庭作业写到晚上11点,周末还得参加辅导班。作为家长,我确实不赞成让小学生背负如此之重课业负担。但是,我主张改变的不是“负担”,而是“课业”。

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学习从来都不是请客吃饭那么轻松。教育,根本上来说是抑制人性之恶的一面,比如懒惰与贪婪。教育与惰性、贪婪做斗争,促使人去思考、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学习的过程很“费脑”,也就是要支付成本,包括金钱与时间,以及学习的挫败感。

我们看,新加坡的小学生、日本的小学生、美国的小学生,辛不辛苦?都很辛苦,只是他们辛苦的方向与中国内地学生的不同,结果也不同。

中国小学生很多时间都在重复做数学题,如果将其中一部分时间拿来学逻辑学,效果则完全不同。日本的小学生在礼仪、习惯、规则上花费了大量的学习时间。美国的小学生也有作业,老师让学生去研究“在南北战争中,如果北方输了,美国了会怎样”的问题。学生可以查询各种资料,然后提交一篇论文。这种学习方式是中国硕士研究生才会使用的。还有,新加坡的大学入学申请考试题,让学生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加坡的影响。

所以,教育是艰难的,学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关键看,支付这个代价,可以获得哪些收益。

近些年,为了给学生减负,各种花招层出不穷,比如增加体育课,开设足球课,音乐、游泳、跳绳列入考试项目,减少英语的考分比例。这个趋势下去,数学会不会被踢出学校?

不是说增加音体美不行,问题是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吗?结果是不是南辕北辙?为了应付音乐、游泳及体育,家长需要报更多的校外辅导,支付更多的费用。即使这些课程全部由学校教授,学生的应试压力反而更大,他们要抽出被占用的时间来做题、写作业,睡眠时间更少,身体素质可能更差。

所以,根本性的问题没有捋顺,很多行为看似初衷很好,结果却相悖。那么,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回到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让人学会独立思考,客观地认识自然世界和人类行为的规律。

教育的目的不是让人守规则、有爱心,激发人的创造力吗?这些都是建立在独立思考、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独立思考,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容易恪守教条、愚昧忠诚、无原则地博爱。这种工程师、科学家及道德家反而是更加危险的存在,对社会更具破坏性。

比如,教育学生守法,更要让学生思考,法律的正当性以及立法的原则。我们知道,农耕时代有很多恶法,动不动就株连九族。学生需要思考这种法律是不是正当的?如何判断法律的正当性?遵循什么样的立法原则才能确保法律的正当性?同样的道理,教育学生爱国,更要让学生理解什么是国家,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现在的教育偏离了本质?为什么教育沦为了选拔人才的机制?为什么教育以考分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教育负责培养人、启迪人,社会从教育系统中选拔人才,尤其是从大学教育中选拔人才。公务员考试、企业招聘都从教育系统中选拔人才。但是,教育的目的不是选拔人才。

打个比方。教育就像运动,运动的目的是什么?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而不是跑马拉松或110米跨栏。只有某些运动能力突出的人,进入到专业系统中训练,比如短跑、长跑、篮球、橄榄球。这就是运动人才的选拔。教育也是如此,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只有在某些方面突出的人,被选拔到进入专业训练,即大学教育。在大学教育,针对不同的能力特长分不同的专业。在专业领域,分本科、硕士与博士,层层选拔,阶梯晋升。

现在的教育,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就向大学冲刺,目的是高考,目标是好大学,终点是社会的上层通道。

这其实是东亚教育的一个通病,叫做教育功利主义,中国颇为严重。东亚国家工业起步晚,产业竞争相对较弱,再加上劳动组织力量弱小,社会制度不公平,普通工人加班严重且收入低下。德国人在完成基础教育后进入产业教育,然后成为一名产业工人,工资收入也不低。但是,这种情况在东亚很少见,东亚非高等教育的人群出路太窄、收入较低。

在中国,家长对应试的迫切程度,经济收入高的地区弱于经济收入低的地区。比如,河北、江西、河南等地区,家长更加专注于应试。同样高考压力大的广东省——广东省的重本录取率全国倒数,家长也拼教育,但他们会将更多的资金与时间投入到体育与艺术方面,而不仅仅是应试。广东家庭的收入更高一些,他们能够给予孩子提供更多出路。

其实,教育沦为选拔机制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选拔的唯一标准是应试。

应试这个唯一标准,导致人才大量错配。人才选拔的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美国的社会将会打橄榄球、会唱歌、会搞研究的人一一选拔出来,让人的特长与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延伸。申请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的大学,也要笔试,也要面试,但是考试的内容不是单一的,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很难被选拔上。

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高考这一种选拔标准的问题,但是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社会坚守教育公平性的最后底线。明知有问题,也没人敢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一搞多样化的标准(如自主招生)就出问题?

应试的最大伤害是扼杀了人的创新精神,背离了教育启迪人的本质。为什么?一方面大量的做题与考试,学生接受的填鸭式的教育,没有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是,应试是整套规则的指挥棒,它不指向启迪人,而指引人去争夺有限的公共资源,从争夺学位房开始展开存量斗争。

社会上很多人批评名校存在大量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群体的问题不在“利己”,而是利用社会规则利己,而不是个体创造利己。他们是教育选拔机制的受益者,他们利用了这个游戏规则,享受了最好的公共教育资源,晋升到了社会上层通道,继而进入国企与公共机构。

最后,我们需要落实到教育规则上来。在转轨型国家,各项规则在改变,前后矛盾容易产生扭曲现象。渴望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但新知识和新技术又源自独立的思维与意志。这就是教育的矛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