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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共情有助于在日益割裂的社会里弥合差异,然而什么才是共情?

2019年05月09日作者:Elizabeth Segal

Elizabeth Segal 是一位社会政策分析师,也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2018 年,她出版了新书《社会共情:理解他人的艺术》(Social Empathy: The Art of Understanding Others)。目前,她生活在美国菲尼克斯市。


共情(Empathy)是指能够感受他人的感受,进而关心他人的能力。在当今社会之中,这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优良品质。“我理解你”、“我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这些表达总是带有一丝同情怜悯和关心他人幸福的语气。我们遵守想要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用同样方式对待他人的“黄金法则”(Golden Rule),换言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心出现共情时,我们总是想要做些好事。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是研究共情的顶级心理学家之一,他指出虽然大家对共情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所有人都认为共情是一个体验和理解他人感受,进而促使我们以体贴周到而充满关怀方式做出回应的过程。

关心他人是一件好事。因此,我们应该用共情为社会生活提供指导,甚至还可以在治理社会过程中发挥共情的作用。有的人担心掌权者缺乏共情能力,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法国最后一位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她在听说没有面包可吃的农民忍饥挨饿后居然表示:“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啊!”有的人觉得共情能在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合乎逻辑的想法。但现实中的麻烦在于,学会共情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共情让我们能够对其他个体和群体的体验感同身受。但是,认知神经系统科学的各项突破性研究证明,共情比暂时关心他人要复杂得多。共情是一系列复杂的大脑活动,让我们能够体验和解读他人的动作、行为和情绪。

共情并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想象自己此时此刻是什么感受,而是努力想象和理解他人的想法。设想自己处于对方现在境地时的感受和思考对方处于现在境地时的感受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两者之间的区别虽然简单,但却称得上是天差地别。共情要求我们具备发育良好而又存在差异的心里能力。具体来说,共情是关注他人,而非关注自身。但是,存在反社会倾向的人也会为了操纵和利用他人而解读他人。但这并不是共情。

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形成共情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共情能力又在学习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深化。在向他人学习的过程中,共情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大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为孩子提供了行为范本,让他们在观察过程中学会共情。通过一些简单的指导,我们也能学会如何想象他人的感受。比如说,当蹒跚学步的孩子打了别人后,父母要求孩子思考挨打的一方会有什么感受。这种简单的教育就能让孩子明白如何对他人感同身受。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和大人们善意的提醒后,孩子渐渐掌握设想他人感受和体验的方法,也慢慢具备共情能力。主动启动的有意识大脑活动和潜意识层面的无意识大脑活动共同发力,为形成共情能力奠定基础。

人类天生就是模仿者。有些心理学家将这种行为成为“镜像”,认为它是极其重要的生存技能。新出生的婴儿通过模仿来学习。这种本能一直隐藏在体内,伴随我们走过漫漫人生长路。旁边的人刚打完哈欠,你就哈欠连天。即便对方是个陌生人,如果他笑了起来或者对你微笑,你也会莫名其妙地跟着微笑。办公室的同事突然惊声尖叫,虽然你可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一定会提高警惕并发出尖叫,甚至还有可能夺路而逃。如果同事是因为看到大楼起火才尖叫连连,模仿他人的行为就能让你逃离着火的大楼,捡回一条性命。

镜像模仿能力是共情的生理学基础。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想要学会共情,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人尖叫声和逃离危险的行为都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这表明要想产生共情,就要具备两种学习要素:首先,“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让我们能够感受和理解他人的经历;其次,同样重要是要时刻意识到这些都是他人的感觉和经历,而非我们自身的体验。要学会感知和鉴别他人的情绪,而非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平衡过程,要求我们与他人产生联系,但又不能陷入对方的感受和经历之中。用平衡而理性的心态处理强烈的情感并非易事。我们要学着体会他人的情绪,但又要时刻警惕,不能被对方的情绪淹没或者带跑。只有经过时间的磨砺和他人的指导,我们才能从充分掌握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帮助我们理解人际共情(interpersonal empathy),也就是人们在社交生活中产生互动时的体验。共情可以让我们理解社会环境,甚至还能帮我们解读政治事件。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共情(social empathy),即通过换位思考来理解不同群体和不同文化。社会共情扩展了共情的适用维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对历史事件及其影响基本的了解与认识。换句话说,我们要尝试理解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解读自己从未有过的体验。

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表示,共情是让人类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共情让每个人与他人产生有意义的联系。如果朋友、搭档、同事、陌生人与我们互动时体现出能够理解我们的作风,我们就会感觉得到肯定,因此心情愉悦舒畅。相反,如果对方将我们视为一件物品,我们会觉得被人看不起,因此十分受伤。共情是一种帮助我们学会认可和重视他人的工具。在社会中,集体共情(collective empathy)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关键。共情绘制出一张地图,知道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和积极社会行为。要想歌颂和赢得公平与正义,首先就要学会共情。当我们思考自己身处他人境地的感受时,共情让我们不仅关注自己的情绪,还明白自己想要得到怎样的对待。

但是,学习共情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而且仅凭共情能力也不能确保人与人之间一定可以建立起积极的社交关系。共情是一种工具,一种技能。它提供信息情报,为我们自由地做出决策提供依据。共情本身是中性的,如何利用共情获取的信息完全取决于我们。

共情的难处在于始终秉持开放心态了解他人。说到共情,我们总是会带有偏见。相比于和我们不同的人而言,我们更善于解读与自己相似的人。比如说,在关注疼痛镜像的研究(以感同身受的方式体验他人的痛苦)中,科研人员让针扎不同人的手并让参与实验的观察者全程围观,借此机会分析他们的大脑活动。当被扎的人与观察者种族相同时,观察者的镜像感受更为强烈。当被扎的人与观察者种族不同时,观察者的镜像感受明显降低。为了检测种族偏见的影响,研究人员还给观察者看了用针扎一只被涂成紫色双手的镜头。此时观察者的大脑活动显示他们有镜像感受,但感受强度处于之前两种情况之间。此项研究证明,从神经学角度来看,我们更容易感受与我们存在相似之人的体验。如果心存强烈的习得偏见——比如种族歧视——我们就更难体验他人的感受。共情偏见是指,人们更容易对与自己相似之人产生共情。

这是否意味着共情永远无法摆脱偏见的束缚?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偏见是通过后天学习得到的东西。在扎手实验中,观察者所带的偏见就是通过社会生活学习来的——不同颜色的手有着不同的含义。如果手的颜色仅仅意味着性状差异,紫色的手应该能让观察者产生与其他颜色手相同的镜像感受。从小到大,我们也学会要偏爱相同性。这也是后天学习得到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能换位思考,想要与他人产生联系就更加困难。好消息是,换位思考也是通过后天学习掌握的技能,而我们的认识与观念是可以不断改变的。

随着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想的变化,人们心中因为他人身份不同而产生差异认识渐渐消失。比如在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移民中地位最低的是爱尔兰人。英国新教徒认为爱尔兰人肮脏、邪恶、懒惰成性。这些偏见大部分源于清教徒对爱尔兰天主教的宗教偏见。时至今日,大部分美国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爱尔兰血统这种东西的存在。另一方面,我们创造出各种长期存在且影响巨大的社会认知和观念。数百年前,白人以贩卖奴隶的形式将非洲黑人带到西半球。在白人眼中,非洲黑人与白人殖民者完全不同,甚至算不上是完整的人类。

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社会却常常让我们对不同种族进行区分对待。如今,这种思潮在“部落主义”(tribalism)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所谓部落主义,指的是偏爱你眼中与自己相似,属于同一群体的人。与此同时,还要与你眼中身处敌对阵营的人展开激烈斗争。我把这种社会趋势称为“坏的部落主义”(bad tribalism)。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人类总是因为抱团才得以生存。时至今日,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依旧没有改变。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婴儿都要依赖他人才能存活。因此,最好在部落中完成孩子的抚养工作。为了生存和养活下一代,成年人要面临多重挑战。这就要求他们团结在一起,彼此相互依靠。

当我们将他人视为异类时,就很难做到换位思考。当今的政治环境突出强调“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因此我们普遍缺乏共情能力。选举制度突显出价值观的差异,也展现了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比如,农村地区的选民与城市地区的选民有着不同的投票倾向。与城市地区的选民相比,农村地区的选民有着既然不同的生活体验和社交模式,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投票思路。积极与其他群体接触或者缺乏与其他群体接触都会对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产生重大影响。缺乏与其他群体互动导致共情能力下降,尤其是社会共情能力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共情的缺乏导致“坏的部落主义”趋势进一步蔓延。

“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思维削弱了我们的共情能力。所以,我们应该应对?虽然多年来接受的心理训练告诉我们,不同影响改变着我们体验他人感受的认知过程和认知能力,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经过一种名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的过程改变大脑,打造新的思维模式。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产生共情,学会理解他人。我们要明白,弥合差异只是共情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对于有些人而言,弥合差异发生在小时候,可以不假思索地就产生共情。但对另一些人则需要在成年之后学习共情技能。虽然在小时候养成习惯难度较低,但成年后依旧有可能形成新的习惯。

所以我们怎样才能掌握共情能力?我们可以将共情拆解为七种行为:

关注你面对他人时的肢体反应—面对涉及他人的情景,你的身体会作何反应?关注你的潜意识反应——当别人告诉你一件他生活中的悲惨遭遇时,你要表现出难过;当别人与你分享喜悦时,你也要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

想明白你的肢体反应有何意义——你是否总是模仿他人?还是说这种反应意味着你在克制自己的行为?虽然体验他人生活的情绪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情,但还是要放胆一试。

深呼吸,好好思考一下。明确哪些是你自己的情绪,将自己的情绪与他人的情绪区分开来。

成功将自己的情绪与他人的情绪分开后,确保自己的情绪不会太过强烈,也不会让你无暇关注他人的情绪。毕竟较为冷静的你才能更好地关注他人的感受。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你要试着理解这些情绪和体验对他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切记,你不应该想象身处他人境地时自己会有何感受,而是要真正理解对方究竟在经历什么。

要想真正实现换位思考,就要关注周围的环境。从社会大环境角度来看,你和他人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进程在你感受他人经历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要对此有清醒认识。这一步在弥合差异时意义重大,能帮助我们解决在种族、民族、性别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纷争。

扪心自问,你和他人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这对你和他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与他人和群体成员就此展开讨论交流。共情是一件强大的工具,但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其他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与他人的交流可以培养共情能力,而学会共情又能让对话更加有效,更加充满意义。

共情是一个与情感有关的过程,因此有的人觉得它并不是好的生活指南。在这些人看来,共情导致情感占据上风,因此我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在 2016 年出版的《失控的同理心》(Against Empathy)中,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就提出了这种观点。这本书的标题就极具挑拨性,让人不禁思考共情如何将我们带入歧途。但是布鲁姆实际上帮了倒忙,并没有教会人们什么是共情,也没有解释清楚产生共情究竟需要什么技能。

布鲁姆认为共情带有偏见,因为我们只是因为情感因素而对他人产生短暂的关注,并没有仔细思考自己的感受。即便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想清楚,我们也会偏向于自己认识或者与自己相似的人。布鲁姆的担心并没有错,但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源头却并不是完整的共情体验。偏见和感情用事是糟糕习得行为的产物。清晰化的确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布鲁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感情用事不等于共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多样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差异。我们属于不同的群体,可能永远没有交集。因此,我们很容易相信关于其他群体的刻板偏见。了解其他群体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想象他们日常生活的模样更是难上加难。此时,我们就更需要共情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角度分析问题,我们便无所畏惧。共情会帮助我们做出决策,引导我们的行为和反应。学会共情绝非易事。有些时候,产生共情非常容易。但是有些时候,产生共情堪比登天。被惊恐、焦虑、担忧袭扰时,人们很难从自己的情绪中走出来,理性地感受他人的情绪。但是因为模仿行为的存在,共情可以引发共情。我们共情的次数越多,周围的人就越能学会共情技能。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理解,每个群体都希望得到外界的承认。没有共情,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