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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场台湾社会的集体疗愈

2019年05月10日来源:腾讯大家作者:贾选凝

作为一部豆瓣高达9.5分的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以下简称《与恶》)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

它的成功首先在于编剧的功力:三个主要剧情面向(无差别杀人事件带给社会的创痛、媒体的角色、大众对精神病患的理解)彼此连结得巧妙浑然,而恰恰这三条线索又都很具有公共性,分别指向台湾社会内部“不碰的伤疤”、“不易改善的环境”和“不被了解的少数”,所以能够点燃舆论热度也在情理之中。

从功能性的角度来看,《与恶》其实是透过述说完成了一场“叙事治疗”。

台湾近六七年来,发生了若干起无差别杀人事件(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郑捷随机杀人事件、北投八岁女童遭割喉案、小灯泡事件),平均每两三年一起,每次都震动全台湾。岛屿不大,是高度凝聚的社会,恶质事件让人心共同经历了恐慌,也留下了明确的伤口,但这些片段的记忆与经验却一直未被全面梳理与统整过,而《与恶》是首部以此为题材的虚构创作。

“说故事”的重要意义在于带来“反思性理解”的可能,它是一种检视发生过的事情的途径。

透过情节化(emplotment)的“故事叙说”,将零散、随机的事件重新串联起来,并推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种对过往事件进行整合性、结构性描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治疗”。

就像村上春树写《地下铁事件》时,希望藉由访谈,让经历沙林毒气事件的日本社会可以获得“局部性的疗愈”,《与恶》的编剧同样是透过大量田野调查完成剧本,让“受伤的台湾社会”有机会在这个故事里获得精神调整。

能够好好地去“叙说”,首先代表能够面对伤口,然后才有修复和重建的可能。

《与恶》在台湾社会引起巨大共鸣,正因为这种“叙说”带来的“疗愈”效果。

观众可以看到郑捷、小灯泡等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影子,剧中对李晓明执行枪决的情节,也影射了郑捷案司法审判以死刑安定人心带给许多人的困惑和不适。不过《与恶》并没有把焦点放在“该不该废除死刑”的狭义讨论上,而只是如实呈现出社会上的两极观点,并尝试在截然不同的立场间创造理解——这可能也是该剧最珍贵动人之处。

作家胡慕情说过:“在这个现世,当我们要理解一件事,必须跨越非常多的阻碍。而一旦这些阻碍有一关过不去,暴力就可能产生。”

理解暴力背后的成因,并不是要为大恶之人辩护开脱,而是为了让人们认知“异质”的阻碍少一点,从而预防暴力在未来发生。

《与恶》做得非常出色的部分,是用相当篇幅去促进人们对“思觉失调”的理解(2014年台湾卫生福利主管部门已正式发文将“精神分裂症”更名为“思觉失调症”)。对精神疾患的去污名化是相当漫长的社会系统性功课,但它的起点一定是个体先有意愿去了解(比如不要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混为一谈)。

剧中的陈昌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17年“小灯泡案”凶嫌因患“思觉失调”依联合国公约不得处以死刑而被判无期时,岛内媒体与舆论希望除之而后快的强烈反弹。当时大量网友不满凶嫌“装精神病逃过死刑”,《与恶》再现了这些很真实的声音,也以回溯与梳理的行动本身,或多或少缓释了人心底的痛。

我个人很喜欢《与恶》的编剧吕莳媛去年在另一部电影(《谁先爱上他的》)里写的一句台词:“讨厌和无能为力不是一回事”——当那些骇人恶意,在以人情和煦温厚著称的台湾社会横空出世时,人们的直观反应都是愤怒声讨,但强烈的愤怒背后,其实是更强烈的无能为力。

《与恶》恰恰很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情绪,替台湾人问出了内心一直想问的话: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恐怖的事情?

剧中给出的回答是“众生皆有病”:精神官能疾病的病患,需要接受药物治疗抑制情绪失控,但媒体和舆论环境的失控、以及衍生而出的巨大暴力又该如何抑止呢?而且显然它们的危险程度更高,造成的伤害也更持久。

聚焦新闻工作对社会影响的剧集,其实香港也拍过《导火新闻线》,不过侧重点更多在于新闻的自由表达,而《与恶》因为是社会写实剧而非职业剧,所以对媒体伦理、媒体处理重大社会事件时的基本操守给出了华语剧中少有的痛彻反省。

媒体报导对个体所带来的伤害(包括对精神病患的污名化)及其引导的舆论标签化,进而发酵弥散成不可控的网络暴力,这同样是骇人听闻的恶。

所谓我们与恶的距离,甚至根本不是一线之隔,而是众生身处其中,共享着那些恶意却不以为意。

媒体环境的问题当然并非台湾独有,而且新闻即时效应的强大在眼下这个追求动态的时代也根本无可抵挡,但如实呈现“社会的病征”仍然是重要的。

《与恶》虽然难以给出根治的解方(一部剧也承担不了这麽大的责任),但它至少让人们有了“病识感”。这种状态其实就和患上“思觉失调”差不多——也许终其一生都难以痊愈,但起码先认知到自己身处病态,就有动机寻求治疗并加以控制。

因而《与恶》的价值其实在于它是一部让台湾人更认知自己、更理解自己社会内部问题的作品。

有了对过往的认知与理解,才会有指向未来的可能。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部剧的原因是它虽然也走“爱的弥合”路线,但诉求的并不是狭义的、个体的“原谅”,而是广义的、集体的理解与对话。

作为受害者家属的乔安说她自己没有那么伟大,她这一生都不可能和作为加害者家属的大芝做朋友,但是她能够坐下来去参加“加害者与被害者家属的会谈”——这其实就是《与恶》透过叙说,在某种意义上所实现的“修复式正义”:温柔而诚恳地检视台湾社会内部的伤口,面对彼此截然相反的立场,也面对彼此共同经验的创痛。

只有创造理解与对话的契机,大家才能往前一步。异质的彼此,也才有可能变成“我们”。

如果说《与恶》刷新了大家对华语剧的认知,或许就在于它把这种注重同理共情的价值观,用取材现实的视角和扎实的编剧手法,输出为一个能量密度很高的故事。于是我们才发现,在观念的进步上,台湾社会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执着于去理解恶的成因,其实只是为了最终能去掉善恶分野的固化标签,让人们都更愿意理解别人的处境。至少,有讨论与对话的空间,就有修复与弭平的希望。这大概也指向了某种相对理想的社会关系。

不必原谅过去,但至少不要失去未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好,但好在有《与恶》这样的剧集在尽力尝试让世界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