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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欧阳泰,试图从战争角度理解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于西方?

2019年05月13日来源:好奇心研究所作者:曾梦龙

过去 20 年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关注一个经典历史问题:近代以来,位于旧大陆边缘的西欧国家是怎么在 1500 年之后崛起成为世界主导,而曾经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的中国又是如何停滞和衰落,从而落后于西欧国家的呢?

这个现在被称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问题催生了无数解释与争论。从最早的孟德斯鸠、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到今天的贾雷德·戴蒙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尼尔·弗格森、贡德·弗兰克、彭慕然、王国斌,等等,你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事实和观点。

为了方便理解和讨论,我们可以将其粗略分为传统解释和修正主义解释两派。传统解释认为,相比亚洲,欧洲拥有优越的文明,比如政治组织、经济结构、科学与技术都比较先进。但是,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质疑了上述观点,认为欧洲在财产权、人均收入、劳动生产力和火炮制造等领域并不具有优势,欧洲优越论完全不能成立。

“视界广及全人类的史学家(全球史学家)对此现象的回应则是重新设想全世界的历史,提出一套修正主义的世界史模型。他们认为发展程度最高的亚洲社会其实与西欧国家的发展进程相似,而且欧洲与亚洲的分歧乃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现象。……这些修正主义史学家指出,不论在经济或科技方面,西欧与亚洲许多地区原本都大致势均力敌,直到 18 世纪末期,才在工业化与随之而来的经济革命之下产生了变化。这是一种激进的观点。传统论述把欧洲描绘成黑暗世界的一盏启蒙明灯,修正主义史学家却把西方的崛起视为欧亚发展此一大架构的一部分,而欧亚发展乃是一场创新共享的深远历史,亚洲社会更是这项发展的原动力。”历史学家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1661,决战热兰遮》中写道。

欧阳泰是美国埃默里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师承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和欧洲史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全球史以及殖民主义比较研究,著有《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1661,决战热兰遮》(Lost Colony)、《从丹药到枪炮》(The Gunpowder Age)。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蒋竹山称他“继史景迁、卜正民之后,最会说全球史故事”。他的学生卢正恒则介绍说:“欧阳泰认为历史可以诠释所有事物,而历史研究则让我们体会当时人事物的感受与感触,身历其境体会数百年前的‘时代’与‘人’,以及当时的人与时空背景的关联。因此,他提出了‘全球微观史’(micro-global history),合并大框架的理论与个人叙事,透过历史角色的个人观点来体现当下的时空。……他认为一名历史学者应该有两个层面:身为理论的建构者,同时也成为说故事的人。”

“大分流”这个问题上,欧阳泰基本属于修正主义者,但又试图在欧洲中心论和过度以亚洲为中心的论点之间取得平衡。“我的第一本著作(指《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检验了自 1624 年起荷兰在台湾的殖民地的诞生与成长。我在那本书中指出,荷兰之所以能够殖民台湾,不是因为科技或经济组织方面的优越,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用心经营台湾,邻近的日本与朝鲜也无意侵占台湾。随着郑成功在 17 世纪 50 年代的崛起。这种现象也就改变了……因此,我强烈支持修正主义模型,也认为欧洲的扩张,其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科技能力,而是政治意志。”欧阳泰在第二本书《1661,决战热兰遮》中写道。

不过,在写第二本书时,他发现荷兰人原来在部分领域的科技水准确实具有决定的优越性,大有可能打败郑成功。这意味着挑战了他原本信奉的修正主义模型。此外,他的研究也证实了“军事革命论”这一传统世界史正统模型的一套变体。根据军事革命论的观点,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国家拥有一项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关键优势,那就是频繁的战争。这项论点指出,欧洲国家经常互相争战,因此越来越精通与战事。频繁的战争造就了创新的大熔炉。

但是,和持传统解释论的历史学家又不完全相同,欧阳泰认为军事革命是一种遍及整个欧亚大陆的现象。“这种现象始于中国,传播至世界各地,最后抵达动荡不安又征战不休的欧洲国家。欧洲国家迅速习得这些新科技,然后通过战争把这些进一步发展的科技带回亚洲,为日本、朝鲜与中国所热切学习。这项奠基于详细研究的观点支持了修正主义的立场:亚洲已开发的地区与欧洲,一致沿着类似的路线发展。”

当然,不只是枪炮,商品、观念等都在全球流动,比如“中国人采用了欧洲的枪炮,荷兰人却穿着中国的丝绸,在爪哇咖啡里添加巴西的糖,将磨碎的印度胡椒洒在美洲的马铃薯上,盛在日本的瓷器里。维梅尔的画作可以看出受到中国影响的踪迹,中国的绘画也因欧洲的艺术潮流传入而开始出现转变”。所以,“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相互适应的过程”。“现代化的历史其实不是欧洲的支配史,而是一个文化现象扩散越来越快的过程。欧洲本身的贡献(特别是在科学以及科学技术上的应用)确实至关重要,也不容忽视,但必须放在全球性的背景脉络中加以理解。现代化的真正特色,乃是人员、商品与观念史无前例的移动。”

因此,在他的第三本书《从丹药到枪炮》中,欧阳泰从全球史的角度发展了军事革命论的观点,比较和联系了亚洲和欧洲的军事史,并且希望从中国历史中找到一种军事模式,帮助理解中国周期性的兴衰。相比之前探讨“大分流”的文献主要着眼于经济,这本书聚焦于火器战争,或者说“军事大分流”的问题。

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只有某些时段是不鼓励军事革新的, 1760 年到 1839 年的大清的平靖时期是个显例。“也许是清朝成功过了头。濮培德和魏斐德认为,清朝前无古人的霸权地位消解了它军事革新的动力。大清盛世之下, 1760 年至 1839 年,中国军队萎靡不振,而此时,欧洲军队正在规模、组织、技术复杂度方面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提升。其结果就是军事大分流的产生,动力是随战争而脉动。”

不过,绝不能将他的观点简化理解为“ 19 世纪中国孱弱之谜就是战争频率的问题”,欧阳泰对此澄清道:“战争只是众多变量之一,其他的变量还有民族摩擦、笨重的政治结构、党争、非同以往的强大外敌等等。我们同样不能舍弃的是汉学家们用于解释中国显著停滞之谜的其他许多模型:伊懋可的农业停滞模型、邓刚复杂的结构平衡模型、中国缺少活跃中产阶级的经典理论(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伟大学者李约瑟的观点)、王国斌和琼-劳伦特·罗森塔尔非凡的地理政治竞争、资本和劳工模型等等。”

“同样,我也不能看低传统学者喜欢的文化解释,尤其是涉及科学之后。虽然当前许多学者不重视经济大分流中的实验科学因素(它们喜欢站在修正主义辩论的两端),但是证据告诉我,科学在军事大分流中充当了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地理政治不稳定的水平也可以用来解释世界史中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

关于此,他还举了甲午战争的例子:“日本的巨大成功显著地体现于 1894—1895 年的甲午战争当中。它击败了中国,但它的胜利与其说得益于超卓地掌握了蒸汽动力、熟稔了枪炮和战舰的制造(中国人首先造出了蒸汽轮机, 19 世纪 80 年代造的战舰都比日本更加精良),倒不如说是归功于中国的政治瘫痪。晚清的中国古旧老朽,而日本活力高效。”日本通过革命求得了改革,而清政府的改革是失败的。“推行改革要冒巨大而持续的风险,因为乐于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必然不肯让位。只有在对决策者和精英同时有所触动的时候,改革者才有机会获得改革的动能……要产生这个效果,地缘政治不安全感是关键因素。”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陷入“近一个世纪无止无休的消耗战中”,欧阳泰觉得,这不应被视为现代化失败的症候,而是改朝换代的震荡。而“从 19 世纪中期到如今的现代,确实很有回归中国历史标准模式的意味,那时战事更加频繁,军事革新更加深入,更加活跃。今天的环境或许不像原版的战国时代,而更似我命名为‘宋朝战国时代’的那个时期。在那时,战争不如真正的战国时代那么频繁,但宋朝和邻国以一种紧张关系共处,长期保持着地缘政治敌手的状态。”

2019 年 3 月,《从丹药到枪炮》出了中文版,我们借此机会邮件访谈了欧阳泰。面对如今东亚的地缘政治局势,欧阳泰仍旧充满担忧。“我担忧的是某些错误会让这些国家走上战争之路,比如中国海发生冲突,错误的沟通导致战火蔓延。许多战争其实都不是因为有意识地决定发动战争导致的,而是由于错误,再加上激烈言辞,不管你愿不愿意,最后都会导致敌对行动。一旦循环报复开始,就很难再回头了。”他在回复《好奇心日报》的邮件中写道。


Q=Qdaily

A=Tonio Andrade


越大的地缘政治紧张导致越大的军事创新


Q:你在《从丹药到枪炮》中说:“我绝非要把 19 世纪中国孱弱之谜题简化为战争的频率问题。战争只是众多变量之一,其他的变量还有民族摩擦、笨重的政治结构、党争、非同以往的强大外敌等等。”能不能讲讲这些变量对中国的影响?它们和战争频率存在什么关系?比如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形态直接控制了战争发生频率。

A: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不认为政治形态对战争发生频率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在我看来,战争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独立变量。而且,与其说它是政治问题,不如说是地缘政治问题。比方说,有些人认为民主国家不会互相开战,但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怪异和难以信服的观点。事实上,东亚似乎是存在战争比较多和比较少的周期。学者康灿雄(David Kang)提出,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体系比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带来了更持久的和平。我相信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比如明清时期的东亚就实现了长和平。但是,我也认为当东亚发生战争时,比如 1550 年— 1700 年或者 1830 年— 1945 年,战争往往带来极其严重的动荡和暴力,以及非常高的死亡率。不过,这个领域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现在有着太多有趣问题留待探索。

Q:你在书中多次批评了传统主义学者爱把中国停滞归罪于深层文化和制度上的特性,但你也说不能看低传统学者喜欢的文化解释,尤其是涉及科学之后。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做更多的比较工作,东亚史的学者在此方面做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探索。”因为中国读者大多对这些工作不太熟悉,可否介绍一些有意思的探索?

A:杰作太多,我没法一一讨论,但我最喜欢的亚洲史著作是维克托·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惊人的两卷本杰出巨著《形异神似》(Strange Parallels)。李伯曼的学术生涯是从缅甸专家开始的,他起初注意到了缅甸和西欧国家的历史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在出版第一本著作并获奖后,他拓宽了调查范围,发现大约从 800 年— 1800 年的 1000 多年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似乎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发展过程。

政治单位变得越来越少,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政治组织则变得更加集中、稳定,人口更加稠密,文化也更加融合。同时,市场扩大了,经济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语言和文化变得更加标准化,原始民族主义出现了(李伯曼更喜欢将这种现象称为“种族政治化”)。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认为这些是构成欧洲经验的过程,但事实上,在彼此远离的土地上似乎也发生过,比如从 700 年到 1800 年左右,法国和缅甸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这似乎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欧亚历史模式。

李伯曼有个让人感觉特别奇怪的发现:尽管距离很远,并且没有持续的接触或互动,但这些整合过程似乎遵循相似的时间顺序。在政治整合方面,这一点尤其明显。国家的建立、崛起、崩溃,以及随后的重新整合似乎是由某种无形力量所协调。即使是过渡时期(中央政府崩溃、整合趋势被离心趋势暂时取代、政治单位和次国家集团以牺牲中央政府为代价激增的时期),也遵循类似的时间表。此外,这些过渡期变得更短了。也就是说,随着几个世纪的过去,没有中央集权的时期变得更短了。到了 18 世纪,权力真空时期比 800 年前缩短了一两个数量级。

《形异神似》考察了欧亚大陆历史上这些“奇怪的平行”,重点是一些案例研究,包括东南亚大陆的三个核心政治体(缅甸、暹罗和越南)、法国、俄罗斯、南亚、中国和日本。这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激励了全球史领域的许多人。这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新领域,并带来了理解人类历史的新方法。

Q:你提出了一种军事模式,希望借此理解中国周期性的兴衰。在你看来,现在中国处于“宋朝战国时代”。在那时,战争不如真正的战国时代那么频繁,但宋朝和邻国以一种紧张关系共处,长期保持着地缘政治敌手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说?能否分析一下如今中国的地缘政治状况?它可能使用武力吗?

A:我不确定如何衡量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威胁感知。衡量一段时间内的战争数量有些简单(尽管可能比人们起初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但是你如何衡量“威胁”的感知呢?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存在相当大的紧张局势,特别是在中国海和西太平洋。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和中国必然会开战(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我不认为如此,也希望不是这样。因为东亚的战争不仅会对中国和美国,而且会对全世界人们造成毁灭性打击。无论如何,中国和周边地区都感到紧张,这导致了军备增加。令人恐惧的是,当人们感觉受到威胁时,他们会聚集在自己的领导人周围。如果他们感觉自己认为的敌人在威胁自己,领导人自身也更有可能以军事报复相威胁。问题在于,人类经常威胁他人,却没有真正意图,但这会导致报复,进而引发进一步的报复,等等。一旦循环报复开始,就很难停止。我希望我们双方的领导人都能明智地采取行动。

Q:你认为“科学”对军事大分流的影响是显见的。近代以来,除了科学,中国人熟悉的另一个词是“民主”。那你怎么看待“民主”对军事大分流的影响?

A:老实说,我不认为民主和军事大分流有什么联系。在 18 世纪,迅速扩大军事效能的国家不是民主国家,但军事创新增长非常迅速。我认为军事创新与任何特定形式的政府关系不大,而是与地缘政治环境有关。越大的地缘政治紧张导致越大的军事创新。中国没有因为缺乏民主而落后,英国也没有因为拥有民主而超越。民主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但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没有定论。尽管如此,我得说我非常支持民主,我认为民主本身很好,人们理应有权利选择他们的领导人。


现代化是一个跨文化借用和适应的过程


Q:你在《福尔摩沙如何变成台湾府?》中提到,“我强烈支持修正主义模型,也认为欧洲的扩张,其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科技能力,而是政治意志”。现在 12 年过去了,你还坚持这样的看法吗?

A:坚持,我认为仍然基本属实。我的确认为在东亚(包括其他地方),战争更多更大的时期不同于和平更长的时期。我的研究表明,在战争期间,东亚国家更倾向于支持海外征服和促进海外贸易。而当它们实现内部团结,东亚国际体系稳定下来时,国家又会倾向于压制海外商业和冒险主义。

Q:你在《1661,决战热兰遮》中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经常觉得自己似乎走在钢索上,试图在欧洲中心论与过度以亚洲为中心的论点之间取得平衡。每当我开始觉得自己重心不稳时,我发现,最好的做法就是向史料‘求救’。”那你现在在钢索上的哪个位置?怎么取得平衡?

A:我认为现在钢索越来越宽,越来越多的人在上面行走。过去 10 年,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比较历史的知识,像彭慕然的《大分流》等修正主义作品引发的辩论非常富有成效。现在说有新的共识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文化,尤其我相信科学,即使在最早的修正主义者的全球史家那里,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严格的物质主义解释仍然重要,但是观念论因素也被认为是重要的。

Q:你曾说:“现代化的历史其实不是欧洲的支配史,而是一个文化扩散现象越来越快的过程。现代化的真正特色,乃是人员、商品与观念史无前例的移动。”能否再讲讲你对现代化的理解?现代化等于全球化吗?

A:我确实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跨文化借用和适应的过程,而且我认为它比其他许多东西都要长得多。例如,我认为火药武器的早期出现始于东亚漫长的宋代(我称之为“宋朝的战国时代”),是深度现代化的一方面。当时,辽国、金国、西夏国、蒙古国、宋国(北宋和南宋)相互竞争、借鉴和适应。火药武器作为有效的军事技术出现在这个时期以及后来的元朝。部分由于蒙古人的征服,他们将火药武器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其扎根于欧洲,成为欧洲早期现代化的关键部分。在竞争激烈的欧洲国家,枪有所改进,后被重新出口到包括中国的其他地方,枪也在明末清初被大量使用。对我来说,晚期现代化时期( 19 世纪和 20 世纪)是跨文化借用更深层次过程的变种,所以我相信全球化和现代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Q:与此相关,现在很多人都担心全球化加剧了全世界的不平等,还带来了金融危机和移民危机等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怎么看现在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

A:这是一个重要观点。全球化带来许多好处,但它本身并不好。作为公民,我们必须尽力减轻其最坏的影响。


我觉得我有一只脚在中国史上,另一只脚则在欧洲史上


Q:你最开始学的是科学,后来转向了人类学,最后转向了历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好像是因为你受到了 Long Sheng Yu 和 Malachi Hacohen 的影响?

A:我的历史之路奇怪又漫长。当我刚上大学时,我想我会主修科学(生物学或神经生理学),但大一结束后的夏天,我在一个科学实验室工作。在那里,我遇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人,他叫 Long Sheng Yu 。我已经和他失联了,所以不确定他现在的状况。但是,他是个很棒的人,善良而且超级聪明。他给我讲了文化大革命,并介绍我认识他的家人。实验室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但我认为他最聪明、最善良、最激励。

不管怎样,我开始对中文感兴趣。尽管起初我觉得我只是学习这门语言,以便和科学家同事交流。我曾在台北学了一个学期,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等我回到美国,我知道我将来不会成为科学家,我想研究文化和社会。我宣称我的专业是人类学,仅仅因为我不太确定学啥,但是在大学的最后两年,我修了非常棒的老师马拉奇·哈克恩(Malachi Hacohen,现在在杜克大学)的两门历史课,所以我决定学历史。因此读研究生时,我学的是历史,而不是人类学。

渐渐地,我决定把中国史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之一,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标准的汉学家,而是全球史这个新领域的一员。全球史试图超越社会和国家的个别文化,希望研究整体的人类和人类史,注重联系和比较。所以,我觉得我有一只脚在中国史上,另一只脚则在欧洲史上。这是一个迷人的领域,因为有很多东西留待研究。

Q:中文名欧阳泰怎么来的?有什么故事吗?

A:我的中文名是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取的,那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了第一堂中文课。我喜欢有两个音节的姓,与其他同学的姓氏相比,“歐陽”与众不同,所以我保留了下来。

Q:从阅读体验角度,你的作品非常精彩,很像你的导师史景迁。你有些什么写作心得可以分享吗?

A:好的写作是历史学家技艺的关键部分,但这不是我们在研究生院能学到的东西。在研究生院,我们的学术训练侧重于研究以及如何使用资源和研究方法。不过事实上,许多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伟大的作家。我的导师史景迁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写作者之一。当人们问他如何才能写得好时,他建议人们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发现这样做非常重要。我遵循我祖母的建议——“读俄罗斯人的作品”,并努力保持阅读其他许多东西的热情。

我认为写作最难的是一个人必须学会做自己。这听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却极其困难。这意味着你必须知道你是谁,你希望如何与你生活的世界互动,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永远无法完全解决。事实上,从根本上说,写作相当简单:你决定你想说什么,然后说出来,看看它是否有效。如果无效,通常最好的办法就是删掉无效的部分。(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是非常好的作家,曾经告诉我:好的写作在于删掉所有不好的东西。)但是,你需要做出一些困难的决定,其中最困难的决定是以什么样的顺序叙述?你在何时会向读者透露什么?哪些信息必须放在开头,哪些可以留到以后?一个好的写作者会非常仔细地考虑读者,以及如何让读者的旅程尽可能愉快和清晰。

Q:下一本书会是什么?都会探讨哪些问题?

A:我目前的项目是关注很少被研究的 1795 年(乾隆六十年)荷兰使团访华。学者们长期以来把中欧关系视为文化冲突。标准的叙事会说,中国人和欧洲人对国家应该如何互动持有相反观点,结果导致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惨烈战争。然而,这种叙述是基于英国经验,英国失败的外交也主宰了作品的叙事。我希望通过聚焦于我认为 18 世纪最重要的非英国驻中国的欧洲大使馆—— 1794 - 1795 年未被充分研究的荷兰使团,来帮助挑战这种说法。它充满了伟大人物和迷人的相遇。我采用的是微观史的方法,聚焦人类经验来阐释更大主题。它比我的其他作品更像史景迁的风格。


即将到来的危机将影响所有人类,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气候变化


Q:这些年来,哪些书对你的思想影响最大?

A:前面提到维克托·李伯曼的书可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就是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杰作《军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另外,俄罗斯人的书对我影响也很大。

Q:除了历史书,你还喜欢读什么书?

A:哈哈哈!俄罗斯人的书!我深爱着列夫·托尔斯泰,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很喜欢比尔·布莱森,他让我放声大笑。亨特·S. 汤普森非常个人性和玩世不恭的风格影响了我。现在我有点着迷马塞尔·普鲁斯特。

Q:2016 年 12 月,你写过一篇文章《危险水域:中国、美国和西太平洋》,说“长期的未来是明确的:中国将对西太平洋加强控制。但是,很难知道这种调整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变化?是明智的还是暴力的?不幸的是,如今发生危险失误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至少在美国方面是如此。”两年多过去,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你现在有什么感受?会有许多担忧吗?

A:我仍旧担忧,但希望对话将占上风。当然,我担心的不是美国人或中国人决定开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太聪明了。我担忧的是某些错误会让这些国家走上战争之路,比如中国海发生冲突,错误的沟通导致战火蔓延。许多战争其实都不是因为有意识地决定发动战争导致的,而是由于错误,再加上激烈言辞,不管你愿不愿意,最后都会导致敌对行动。一旦循环报复开始,就很难再回头了。

Q:你在学校开了一门关于现代中国的课程,我看课程大纲,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中国的下一步是什么?”。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A:中国处于自清朝以来的最强地位,但经济增长似乎正在放缓,而且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生重大调整。不过,中国现在还是稳定繁荣,比任何其他主要国家都更有能力应对 21 世纪即将到来的灾难。即将到来的危机将影响所有人类,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气候变化。中国将不得不迅速适应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尤其在本世纪中叶,那时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开始加速:干旱、洪水、大规模风暴、野火、海平面上升。这些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地缘政治不稳定,国家将会崩溃,战争将会爆发,大批移民将寻求安全和庇护。有趣的是,在过去两次重大全球气候危机中( 14 世纪和 17 世纪),中国政府崩溃,战争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然而,这一次,我猜中国将保持相对稳定,而其他国家则会崩溃。也许会如此,恐怕也包括美国。但这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将意味着什么?很难说。